过去，陈列部并没有专人研究这些工作。李久芳这个从部队调过来的年轻小伙并没有名师相传，所以，除了向故宫里的一些老人学习保管和陈列的能力外，主要还是凭自己学习，靠着个人努力。陈列部项目比较杂，事务性又比较强。

没有老师带，他的优势主要在于看的实物多。故宫经常从全国各省市调来各类文物供展览用，展览完了，陈列部的人就要负责送到原地去。若东西是故宫里面的，也要负责送到各个组。负责陈列工作，进出库房很方便。在故宫的库房接触到了各类的实物，每一件实物都有卡片标志，有账册核对上。而当时工作都不甘落后，都想尽办法在这方面为自己增进知识。李久芳也是如此。“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专人进行培养，都是自己在摸索，干哪方面就在方面用心。我记得当时工艺组有个乔友声，有几年都是跟在一起，后来他身体也不行了，我也只能靠自己学习了。”他回忆道。在工艺组陈列部工作之前，李久芳是在群众工作部做讲解员，负责对文物进行解说，几个月的解说经验也使他陈列部的工作入手相对容易了。

1954年参加文化部、考古研究所、文物局北京大学联合在北京大学举办“考古训练班”(第三期)，李久芳作为故宫派去的八九个代表之一参加了此次专业学习。当时给考古专业讲课的都是相当著名学者、专家，比如北京大学已故的苏炳奇教授、历史学家翦伯赞、唐兰、鉴定家徐邦达，他们主要讲授考古知识。

这次学习有整整一个暑假，全天讲课，然后根据需要到全国各地去考察，在实际工作去发掘。当时因为工作李久芳没能去参加实习，只能在课堂上很用心听讲，学到一些理论知识之后，回到故宫向同事传达知识。这是一次比较系统的学习，把他在故宫实物里学到的点点滴滴给系统化，丰富的内容给他奠定了良好的专业基础。

1962年，李久芳深感自己知识严重不足，不甘落后的他利用工作之余，在北京市广博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四年，取得本科学历。四年的学习中，他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文化的内容，而这些与文物鉴定是相通的。凭着较为深厚的文化基础，1964年，他转为从事陈列部的陈列研究工作。至此，他已从故宫的普通陈列工作转化为研究工作。对他而言，这是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命运的重要转变时刻，这一却源于他不甘落后的性格。

说玉器道杂项，著作等身

“故宫里有一个历代艺术馆，其中有玉器部分，展览的比重比较大，展出时间长达近十年。那时候，我开始大量地接触玉器。”如今被称为资深玉器鉴定专家的李久芳老先生，追朔着当年与玉器的邂逅。

从故宫玉器的收藏看，玉器主要开始于商代，出土的并不多，后来考古发现越来越多。接着便发现了红山和良渚两种文化，历史被提前了，到六十年代，玉器才成体系地出土。良渚文化在浙江，玉器比较精致。在这之前，故宫里原来有一些属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都不认识，这批玉器发现后才确定，是乾隆那时候遗留下来的东西。

六十年代的某一天，李久芳在清理漆器时，发现一件漆刻的漆器底款，仔细一看是时大彬三个字，这是明代做紫砂壶很有名的大家。当时，时大彬只有在外边的几个博物馆才有他的东西，经过反复比较，发现跟名款完全符合，这不是漆壶，而是在紫砂壶底下涂了黑漆，有釉的地方涂的比较厚。后来又找了专门研究紫砂壶的同事看过。发现了这确实是紫砂而不是漆雕，这是一把时大彬制作的无价之宝紫砂壶。于是他了写《明代漆器和时大彬的紫砂壶》这篇文章，引起了业界的轰动。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这是一把壶嘴已断的紫砂壶，壶嘴是用接的。明代晚期，被人为在表面涂着一层漆，改成漆壶，以弥补壶嘴断裂的瑕疵。

“故宫当时跟香港的商务印书馆签定协议出六十卷书，十年的时间要有人负责编这些书，编哪些书由我们自己来选择，我编了其中《金属胎珐琅卷》、《竹木牙角雕刻卷》、《清代鼻烟壶卷》、《故宫博物院藏雕漆》四本。”李久芳指着自己编著的书本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