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土耳其人，原本土耳其人在欧洲就是野蛮人的代名词，可俄国人却压根就没有想到利用舆论争取对自己更有利的局面，结果呢？”
提到俄国的“土俄战争”中的愚蠢行为，朱先海的语气中充满了讽刺。
“他们——正教徒对土耳其的进攻，居然被英国、法国给打了回去，尽管这是国际形势的使然，但是从一开始，俄国就失去了舆论控制权，英国、法国两国政府把他们称为“野蛮的入侵者”，而土耳其呢？是被迫应战，这就是舆论！如果一开始，俄国人就把自己打造成为“土耳其残酷统治下的基督徒解救者”，两国即便是想要插手，也要考虑滔滔民意。”
舆论的控制权是什么？
甚至可能直接左右战争的胜利，这也是为什么朱先海会提前布局舆论，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巧妙的把自己伪装起来的原因，说白了就是为争夺道义上的致高点。
这一点，甲午战争中的日本人做的就非常好，甚至他们可以通过贿赂、收买等各种方式，让《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证明，日本偷袭英籍清国运兵船是正确的，合理的，而不是什么海盗行径。甚至就连旅顺大屠杀，也被欧美舆论直接无礼。
作为华夏人，对此朱先海当然恨不得食其骨，但是另一方面，却不是不承认他们的舆论攻势有效，而反观“我鞑清”的国际舆论参与就是一个大写出的“0”。
“大帅，现在舆论对我们是有利的，发生在亚佩松的冲突，进一步证明了南华“文明保护者”的身份，不过……”
左宗堂看着大帅说道。
“咱们从开始占据道义致高点，到现在很有可能会成为咱们的负担，毕竟，我们最终是要吞并整个阿根廷，这个吞并行为，又该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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