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吴伦说，她没有合法身份证明，就弄不到新的手机号码。要买到新手机号，得先提交申请和身份证明，再带着证明去营业厅里进行身份确认；手机费用必须从本人同名银行账号划款缴付，而且新号码注册后的前一年，每个月都有人电话回访，以保证号码仍旧是由本人使用的。
“一个通讯工具而已，为什么管得这么严？”林三酒不无烦躁地问过这个问题。
吴伦有点儿茫然地想了想，答道：“管得严一点……对我们有好处吧。这样就更安全了。”
为了不把吴伦扯进麻烦里，林三酒没有用她名下的手机号，那就只有汉均的号码可用了——现在，那一条短信却始终不大不小地硌在她心里，一转念就会浮起来。
究其原因，似乎不仅仅是因为她对汉均的妻子感到同情。
离博物馆劫案才过了三天多，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充满疑点谜团、涉及高额金钱的新闻热点，自从那一个突发头条之后，却再也没有一家媒体对其进行相关追踪报道了。新闻上不提，周围的人也像是忘了这一回事，甚至连吴伦谈到它的次数都少了——她可是和劫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
“警方肯定还在追查呗，”当她问起来时，吴伦理所当然地说：“有了进展自然会有消息的，再说，你应该盼望着没消息才好呢。”
……这么说来，会不会是失踪的前任安保队长终于成为了嫌疑人？这条短信，莫非是有人在暗地里试探？
但是这个想法也有不合常理的地方。如果汉均已经成为了嫌疑人，他的手机又仍然在正常使用，那么最有效的办法难道不是通过手机定位来找人吗？她隐约记得，手机可以被卫星或通讯基站所定位，并不一定需要互联网——退一万步说，就算定位不着，让他妻子打电话来，也比一条短信更有用。只发一条没头没尾的信息，能起什么效果？
“啊，有车来了，”吴伦轻声叫了一句，唤回了她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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