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们一家的积蓄在京城便花的差不多了，庄先生接连遭受打击，悲愤之下路上就病了。
那段艰难的日子别说庄大郎，就是庄先生都一生难忘，他一直觉得妻子之所以会早早病逝，和那段时间有很大的关系。
显然，庄大郎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时候庄大郎才五岁多，庄先生病倒，一家三口连屋子都租不起，只能在破庙里暂时安顿下来。
庄母便每天出去接洗衣服的活儿，赚来的钱既要维持一家三口的吃食，还要给庄先生买药。
一家人熬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后，庄先生瘦得衣服都快要挂不住了，然后去给人做账房。
日子渐渐好过起来，安稳了两年，庄先生又想着东山再起，便辞去了账房的工作。
他当时已那样，想要继续考学或考官都很难，只能给为官的做幕僚，将来或许可由人推荐入仕，便是不入仕，能够洗刷身上的冤屈也行。
平白受冤，要说庄先生心中不怨是不可能的。
可他不沾官儿还好，一沾上官的事，他的运气似乎就很差，辗转做了两个官员的幕僚，到最后一个时，他甚至一手将人从县令扶到了司马的位置上，结果半途理念不和，他又被驱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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