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考虑到时代背景，便会发现刘备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大环境的约束，与他的个人好恶已然无关。
按刘备“终不为下”的性格来看，他无疑也希望能像曹操那样鹰扬宇内，挥斥方遒。但现实却是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蜀书先主传》
在外部环境的约束下，刘备的发挥空间便极为有限。从某种角度看，刘备“喜怒不形于色”的特点，也是这种现实心态的外在反映。
鉴于刘备在汉末乱世长期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因此他能够展示真实情绪的机会便少之又少。
汉中之战以后，刘备曾短暂踏上人生巅峰，因此杀张裕、杀雍茂、乃至“远人不复至”都集中发生在这1时期。
然而随着同年219年底关羽败死、荆州沦陷，刘备便立刻收起了得意忘形的姿态，重新摆出1副“弘毅宽厚”的面貌。
随后刘备对糜芳、孟达、黄权等人的叛变行为予以宽大赦免，不仅慰以“兄弟罪不相及”，甚至还要引咎自责。
糜竺面缚请罪，先主慰谕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蜀书糜竺传》
这种无比分裂的行为，反映的当然不是刘备的真实想法，而是外部局势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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