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运河弊端中漕军的遭遇一样，辽东官员常期以纰薄短窄的罪名，责令转运之人赔偿，以此破家者众。
由于辽东军官勒索山东转运船只，在山东官员的提议下，棉布交接程序被改在山东进行。
辽东派员前往山东查验棉布数量质量，合格后再装船启运，“勒取登州府解户布、钞等物”的辽东军官也受到降职处罚。
问题看似得到解决，但新情况又随之出现。
货物交接改在山东进行后，占有地利的山东官员又开始徇私克扣，以次充好。
但由于辽东派往山东交接货物的是辽海东宁分守道和分巡道下属官员，在职务上归山东布政司和按察司管辖，所以也很难对货物的质量和数量提出异议。
最后，勒索一方由辽东官员变成山东官员，其实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为保证辽东军士的权益，辽东总兵官请求将交货地点仍改回辽东，这些利益冲突与矛盾直接影响了山东方面运送布花的积极性，因此对海运事务产生懈怠甚至抵触情绪。
毕竟没有利益，还要承担海运风险，最终在内阁协调下调整为山东布花从山海关陆路而非登辽海道运往辽东，当然最后到底有多少就不得而知，要知道此时大明朝的财政中许多已经由实物改为折色，也就是以银钱代替实物。
自此，辽船海运完全废弃，各卫海船多年久失修，海道非必要不开成为惯例。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