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对赵无恤诚恳地说道：“夫子曾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赐与君子曾有盟誓，赐为君子之贾，君子为赐之东主，为期至少三年。如今口血未干，赐怎能食言！？”
面对赵鞅的诱惑，子贡是这么考虑的：夫子曾言，道不同，则不相为谋。虽然孔门起于微末，有时候不得不变通，但未到绝境，却也有自己的原则。
夫子一向对赵鞅的政策和行事颇有微词，近来虽然因为止从死法令改变了些许态度，但那完全是因为庶子赵无恤的所作所为。
子贡在中都邑时，曾对夫子说过来晋国为赵氏庶子之贾的想法。夫子当时便对他说过，希望他为赵无恤之贾，劝其行仁义礼乐之道，则可；为赵氏一家之鹰犬走狗，则不可。
赵无恤虽然在一些理念上和孔门有所分歧，但在子贡看来，那是和而不同，他虽然注重农事与百工，但子贡记起，夫子也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样的话。
他虽颁布了严格的军令，但对待民众却依然比较温和，“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正和夫子评价子产的“宽猛相济”不谋而合。
但赵鞅，则更加偏向严刑峻法一些，还在许多器物上违背了礼制，甚至被孔子视为不仁之君，与孔门的根本理念相违背。
更何况，子贡摸了摸怀里一直贴身携带的那卷《绝秦书》抄本。自己仅仅是在酒酣时无意吐露了一次志向，赵无恤竟能牢记于心，千方百计地寻来这些行人言辞，赠予自己，并祝愿他早日实现志向。
“若我日后能成为晋国上卿，一定聘请子贡做晋国的行人，还望子贡出使诸侯时，能做下申公巫臣联吴抗楚那样的壮举！”
子贡并非不知道赵无恤这话里的暗示，但他心中仍然十分感动，这已经超出了利益和盟誓的关系。
他记得此次临行前，他曾于中都问学于孔子曰：“夫子，敢问何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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