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同曹刿论战时，他那个乡人说的：“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意思是，爱国这种事情，让贵族们关心去吧，和我们国人有什么关系？
春秋是宗法社会，政权本身就是家权的延伸，所以才会有亲亲尊尊，公族天生贵胄，成年便可掌权，邦国社稷是国君和卿大夫的，不是国人的。
所以，弦高和曹刿这种草根爱国者，在春秋是极少数，多数国人对邦国的态度，颇有点像后世西欧的契约精神：
贤明的国君如果爱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那么民众侍奉他们的国君，也要爱之如父母，敬之如日月神明。国君是替天牧民的，要是国君使得民众生计困乏，百姓绝望，那么还要这个国君作甚？还是赶紧驱逐他换一个新的吧。
这段出自师旷之口的话说明，春秋时民众爱不爱国，取决于国君值不值得效命，而当下多数邦国的昏庸国君，显然是不值得的。
端木家已经丧失了在卫国的职守，好几代人没有受卫侯的禄米，要是卫侯贤明些，对国人好些，那子贡在赵无恤集团做出对卫国不利的事情时或许还会内疚。但偏偏这位“好德如好色”的国君因为某些特殊爱好，名声在民间只能算一般。
赵无恤和子贡的关系现在有些微妙，又像是合作者，又像是上下关系的主君和家臣，虽然子贡仍未委质效忠。甚至于，赵无恤觉得，子贡现在对鲁国的归属感甚至比卫国还要强。
再说了，那个计策，他也没打算让子贡亲自参与。
无恤道：“子贡正在曹国为我经营商贾之事，我本来打算在中原的都邑都建一座酒肆，作为商行的落脚地和情报网点。宋人憨厚淳朴，虽然有积蓄却不知道挥霍，所以这酒肆要是开在陶邑，想必会更加热闹。”
陶邑，是曹国的都城，北方的贸易中心。
所以要想赚取更多的利润，赵无恤必须把手伸到那里去，和势力庞大的郑商、齐商竞争，获得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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