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心里想和嘴上说是一回事，但实际贯彻起来又是一回事。就和后世墨家批评儒家的，说这些人能高冠儒服坐而论道，但站起来做事却无从下手。比方孔子和其弟子冉雍都知道富民是必要的，但若是仔细追问如何“富之”，具体要怎么做，他们恐怕又说不出太多的策略。
早期儒者有一个质朴的理想，知道理想要到达的彼岸是“致尧舜”，却因为不会游泳，不会造舟楫，只能站在河边给别人出着主意。
“过河！”
“敢问如何过河？”
聊到这里，儒者们便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了，后世典型的儒者如孟子就是这样，能对魏惠王侃上洋洋洒洒一大堆，却不会涉及具体措施。若是换了秦法家，就会规划出无数条详细到令人发指的举措，并将其变为推广到全社会的法令。
更别说现如今赵无恤把子贡笼到了自己的袖中，让中都邑少了一位能理财开源的货殖专家，所以没什么开源头绪的孔子只能往节流和拆东墙补西墙上想办法。
而对残酷现实的不满又幻化成了对宗周时代的怀念，将复古作为一种救世的良方，渴望恢复圣王、周公之治。至于这种法子靠不靠谱，后世的王莽同志已经以身作则实验过了……
“其中的种种隐患，治理千室之邑或许还不会显现出来，反而给我一种从乱世进入世外桃源的感觉。可若是治理一国，因为孔子也不能事必躬亲，而闵子骞等一邑之才就会遇到瓶颈，善政也就变成与现实脱节，一意孤行的苛政了……”
所以孔子之政适合用之于维持小乡小邑宗法社会的稳定，却不能用于富国强兵，这或许就是孔子一生搞政治没太大建树，最后却只以私学教育和记述《春秋》出名的缘故吧。
不过面对诸多孔子门徒，赵无恤说出的却是这样一番话：“善哉，比起高鱼、郓城的苛政来说，却是强太多了。”
事实的确如此，中都邑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民众虽然温饱守礼却不够勇猛强大。若是遇到外敌，在乱世中，这种虚幻的假象不知道能持续多长时间……
但它依然和甄、廪丘一样，是鲁国西鄙的两座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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