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的史官问题，历代学者多有论述。
刘知几、刘咸炘、金毓黼、梁章钜、卢弼等人对此均有探讨。
他们无1例外，均表示“国不置史”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至少不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盖由陈寿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也。--《史通》
《季汉辅臣赞》所颂述，皆当时可传之人，承祚陈寿字承祚自注多云“失其行事，故不为传”，评语所谓“注记无官，行事多遗”者，此也。刘咸炘说为允。--《3国志集解》
陈寿作为蜀汉的东观秘书郎，却硬要说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行事多遗，灾异靡书”。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这确实1种欲盖弥彰的拙劣行为。
以陈寿的才智来看，他的行为背后，当然存在不得已的原因。
其1是免祸自保。
西晋初年，蜀地叛乱264的影响尚未消弭，因此对于蜀汉中后期参与北伐的将领，大多略而不表，借此避免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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